《明末好国舅》正文卷 134、义利之说

    “按你所说，确实有些道理，工商二业，确实不容忽视。”一番沉思，张国纪也终是找不到理由反驳黄汴，只能暂时表示认同道。

    “确是如此，在我看来，无工商，便无经济，无经济便难以富国强兵。”黄汴继续加深着张国纪对于工商的认同感道。

    “大概这也是如今人心不古，那些落第士子，不再研究孔孟之道，转而去学那范蠡一样，行那谋私利的商贾之事的原因了。”张国纪有些咬牙切齿道。

    黄汴听了，心里顿时有些不舒服，张国纪这话说的，明显依旧对商贾经商谋利看低，如何能让身为商人的黄汴好受。

    当然了，对于黄汴而，这些歧视，他早已经习惯了这些语，故而脸色并未变化。

    早在先秦春秋时期，孔子“罕利”，很少说“利”，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就是说，讲究公义的人是君子，而讲究私利的人是小人，从一开始便定性了逐利的商人。

    而孟子比孔子更进一步，坚持一切行动以“义”为准绳。

    梁惠王向他请教怎么才能对梁国有利，孟子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又说“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

    这就是说，如果把仁义放后面，利益放前面，那问题就大了。

    所以，在孔子、孟子那个时代，儒家就已认为商人就是求私利而不顾公义，到了之后，儒家更进一步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

    荀子更是有，“为事利，争货财，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明确把商人说成是唯利是图的人。

    也正是这样，造成了后来的儒家子弟，终日读孔孟之书的他们，对于逐利商人，一直认为是小人，而他们这些读孔孟之书的君子，是根本不应该和商人一样的。

    张国纪就是属于死读书，不知变通的那种人，根深蒂固的思想，使得他即使和黄汴关系很好，而且现在商人的社会地位上升，但内心里，还是对于商人十分歧视，所以刚才才会说那些话。

    而张国纪也是没有察觉他已经失，众所周知，范蠡是个经商天才，曾三次成为巨富，三次散家财，张国纪很明显和大多数儒学弟子一样，只是单纯的羡慕商人比他们士大夫有钱，从而歧视经商的人，却对范蠡这样的义富之举，毫不在意，似乎就好像这是范蠡应该做的一样。

    虽然如今不少儒学弟子，放弃读书，转而经商，甚至不少商人因为赚得巨额利润，生活得比一般人好，让子弟读书科举，比一般寒门子弟更加容易崛起，可商人的地位依旧为不少儒学子弟歧视。

    “国丈爷，商贾之道，利国利民，如今朝廷官吏，多有家中经商者，已不能与古时同语。”黄汴道。

    “哼！”张国纪古板的冷哼一声，但却没有反驳。

    张国纪知道，黄汴说得是事实，就连他一直敬重的那些苦读圣贤书，最终“众正盈朝”的东林诸贤士们，多数人家里都是有田产有商产的官商合留一体的大户。

    就是他们张家，在民间也是有些商业基础的，只不过不是他们自己主要经手的而已，不然张国纪和张璟哪有钱去买监生，他如果反驳，岂不是说他和他一直敬重的东林诸贤士，都是逐利的小人吗

    这是不对的，他们这些贤达之士，只不过是不想那些商贾小人赚更多私利，而不造福百姓，所以才和他们争利的。

    张国纪心里，和大多数自己经商，都又瞧不起那些全职商人的伪君子一样，为他们在抢小人之利辩驳着。

    只不过，这些辩驳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