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洒扫记》作者：虞期
文案：
平凡的人生中，最轰烈的爱情与最动人的生死都如此平凡，不值人淡淡一哂。
墓碑上每个人都在微笑，好像这一生的苦难与蹉磨都从未发生过。
内容标签： 边缘恋歌 小门小户
搜索关键字：主角：我 ┃ 配角：江上客，刘又潮 ┃ 其它：
第1章 第 1 章
北方小城的冬天，花是越来越贵了。我买了几支百合和马蹄莲，插在一小束菊花里，把它们端端正正放在刚刚擦干净的墓碑前，磕了几个头，转身往回走。
这片墓地的价格不低，墓主的祭品大都丰富异常：大束的白玫瑰、整瓶的洋酒、高档的水果。最夸张的一处墓地前，五十多块钱一斤的车厘子摆了满满一盘，红艳如鸽子血，地下还垫着保鲜用的干冰袋，显见是空运过来的；旁边是成堆的点心，包装盒拆了一半。
我认出了包装盒上的商标，不由自主放慢了脚步。小时候放学路过这家店，我总恨不得在橱窗前蹲半个小时，白脱角、培根条、鲜奶栗子、戚风蛋糕，对于一个只吃过葡萄干发糕这一种甜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难以抵御的诱惑。与其说它们的味道诱人，不如说是外表炫目——我想象不出芝士和千层的香气，但玻璃窗挡不住它们丝绒般华丽的质感，一块“小方”上的色彩，比属于我的整个世界都要绚丽。
满脸倦容的母亲硬生生把我拖走，半真半假地哄骗我，说下次考双百就买一小块栗子蛋糕给我尝。然而等我第一次考到双百时，已经足够懂事，看多了母亲头顶的白发和手上的冻疮，不再试图从一小块食物中触碰另一个世界的倒影。
我早就过了愤世嫉俗的年纪，然而在这堆祭品面前，还是无法避免地感到悲哀——人与人的差距就是这么大，有人死后还能端坐坟头，撕着糕点打鸟雀玩儿；而我奔波劳碌二十年，至今还觉得买一块4寸的生日蛋糕太过奢侈。
我抬头，妄图从墓碑上的寥寥数语中一窥墓主豪奢的生平，却被其上雕刻的三个大字晃了眼睛——刘又潮，我的父亲。
墓碑上贴着他的黑白照片，模糊不清，却足以表现出他的孤傲和郁结，帮助我排除了重名的可能性。我呆立在墓前，久久不能回神，直到一个声音响起，唤回我的神智：“来看刘先生？”
江上客点燃一支烟，从被树丛掩盖住的小路尽头晃晃悠悠地走来。他比我年长八岁，然而当我已经沧桑如任何一个臣服于现实的中年人时，他依旧悠闲又惬意，不管是十八还是四十八岁，不管身上穿的是抹布一样肮脏破烂的背心还是萨维尔街出产的羊毛混纺外套。
我手里什么也没拿，委实不像是来扫墓的样子。他大概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笑了笑，站在我旁边默默抽起了烟。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在父亲的墓前打破这令人不安的沉默，于是清了清嗓子：“江哥……买这么多东西？”
他讥讽地抬了抬嘴角：“跟我还客气？”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他也没等我回答，自顾自俯下身，掸掉粘在墓碑上的一点香灰：“你不买东西，我再不买，还等着谁买？”
我说不出话来，沉默了好一阵：“……我不知道父亲在这里。我是……是来看家慈的。”
他吐了口烟圈：“哦，对，当然。”然后就不再说话。
我十五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之后我再也没见过父亲。在亲眼看到他的墓碑之前，我甚至不知道他死亡的消息。二十七年后，父子居然在这里不期而遇，让人不得不感慨生活的恶意。
然而真正感慨造化弄人的应该是母亲。她在病危时都坚决地拒绝他的探视，却在死后不得不与他分享同一片土地，尽管中间隔了三排灌木。
母亲一直是一个坚强的人。她身体瘦弱，精神却像掌上粗厚的老茧一样健壮，且越经磨砺越显厚重。在父亲待岗的那些日子里，她撑起了整个家，白天到气站去扛15公斤重的液化气罐，晚上坐在床头，一边补袜子一边为我读童话故事。相比之下，父亲的存在感微乎其微，他只会在母亲不能回家的傍晚烧出一锅焦糊的粥，然后用握惯了笔杆子的颀长双手笨拙地擦洗厨房地上的污渍。
我上高中之后，才有机会从那些父亲没来得及带走的藏书中了解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费曼物理学讲义》、《弦论讲义》、《纠缠熵与共形理论》，还有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或许在我痛苦地咽下他端出的寡淡无味的饭菜时，他也在痛苦地忍受日复一日的贫瘠而雷同的人生。
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母亲也从来没有指责过父亲什么。她细心收集报纸上的每一则招聘启事，带回家来一条一条和父亲商量，大多数是小学或初中的教师职位，有时候也有其他单位的文职。父亲起初总是拒绝，但最终还是同意先去试试，他坚持不要母亲陪同，一个人跨上那辆笨重的二八式自行车，脊背在清晨的寒风中微微佝偻。他回来时夕阳正好从客厅的窗户渗进来，把大半个屋子铺满浅红色的光晕，母亲从厨房中探出身来，他苦涩地摇头，母亲也就不再说什么，给他盛出满满一大碗面疙瘩，熟练地拌好醋和辣椒。
母亲唯一一次表达出提高生活品质的愿望，是在某天半夜，当尖叫和撕打声猝然响起，惊醒了整栋楼的壁灯，我听到她带着朦胧的睡意对父亲说：“赶紧找个新工作吧，能分到宿舍的话，咱们就搬出去。”
其实严格来讲，这不是对生活品质的期望，而是对安全感的追求——住我家对门的女人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她曾经在深夜狂躁地捶响我家的房门，指甲抓挠着门上的铁纱，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野兽。
那天母亲值夜班，父亲打开了内侧的木门，隔着透明的防盗门与她对峙。她绝望而不甘地喊着什么，我一个字也没有听清；不过就着楼道内灰败的灯光，我看到她圆睁的、发红的、高高凸起的眼睛——透过她满脸冰冷而粘腻的长发。
父亲皱着眉头，试图与她交流。他一遍遍地重复：“我没有药，我们没有药。你家里有人吗？”语气近乎温柔。
这时我才听出来，那个女人说自己头痛，央求父亲给她“药”。父亲转而呼喊她的家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赶快掩上门，把那凄厉的叫声隔绝在外——面对浑身酸臭的收破烂的老头、头发盘曲虬结的乞丐、街边疯跑满脸涎水的傻子，父亲总是怀有某种异样的温情，与我们这些普通人避之不及的态度大相径庭，却也与那些高高在上眼含怜悯的人截然不同，我隐约感觉到，那更像一种感同身受的关怀，甚至是兔死狐悲的哀怜。现在看来，这女人显然也在他同情的范围之内。
犹豫了半晌，父亲回头看了我一眼，拂过我的发顶：“回床上去，锁好卧室。”
我下意识拽住他，急得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你不能出去！她是……疯子！我……我不一个人……”
他脱开我的手，慢慢拧开防盗门上的锁扣，闪身出去，立刻把门重新关好。那女人抓住他的腿，紧绷发白的指节揉皱了他平整的裤脚，我看见他弯下腰，温柔地握着她的手，试图架起她。
平心而论，那女人苍白而枯槁，几乎不可能威胁父亲的安全，但她眼睛里始终燃烧着疯狂的火焰，炽烈得像能吞没一切。在我屏住呼吸，生怕哪一瞬间她就把细瘦尖利的指爪伸向父亲的喉咙时，她家的大门猛然打开，一个少年惊慌失措地跑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江上客。他明显不合身的宽大衣服上满布褶皱、油污和焦痕，脸上初生的胡茬在昏暗的灯下形成柔软的青影，但这些全都无损于他的容貌——介于少年与青年之间，在秀美与英挺之间达到某种微妙的平衡。这副容貌，以及他好听的名字，不禁让人推测，那疯女人曾拥有一段如何清新又绮艳的韶华。
父亲帮他把他母亲扶回了家，第二天晚上他拎了半斤苹果过来道歉。他刚上高二，下了晚自习回来要安抚母亲睡下，之后还要写作业，一不留神趴在桌上睡熟，连母亲跑出去都没听见。至于他父亲在哪里，他母亲又是为什么变成这副模样，他不提，也没有人问。母亲留了一个苹果，余下的仍替他提回家里，父亲为他打开门，说若他念书辛苦，请他有事随时来我们家里。母亲看父亲一眼，轻轻叹了口气，到底没有说话。
父亲找不到新工作。母亲开始白班连着夜班上，周末也不休息，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父亲渐渐承担了所有家务，终于学会像母亲那样老练地漂净衣服上的泡沫。有一天我看见他在楼道里踢到一个霉烂的苹果，迟疑了一下，还是捡起来拿进屋里。
江上客偶尔送吃的过来，以馒头居多，过节时还有饺子——他说学校每月发食堂餐券当作生活补助，用不完也是浪费。母亲父亲都不愿收，他就堵在我回家的路上，把报纸和塑料袋裹好的、犹带热气的食物塞进不懂得拒绝的我手里。于是母亲主动去帮那女人洗一次澡，回来说，江上客的奖状贴了满墙，那女人在其他地方乱涂乱抓，唯独对那一面墙宝贝得很。
过年的时候，母亲请江上客母子来我家一起吃饭。他穿了件很干净的毛衣，整个人明亮又随和。母亲接下他提来的一小袋鸡蛋和几把挂面，帮他安顿好那女人，请他在屋里随便看看。他翻了翻我的寒假作业，目光很快被属于父亲的书橱吸引了。
书是最大的奢侈品，尤其是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母亲不愿意给我买一本六元钱的《新华字典》，我被老师罚站了整整一天；我的练习册全都是母亲去书店一个字一个字抄回来的，而且做完一遍之后还要擦掉答案重写一遍。父亲藏书中我唯一能看懂的《苏联民间故事选》，被手指磨毛了页边。
当江上客惊喜地翻开一本印满了各色符号与图形的大书时，我突然发现他几乎和父亲一样高了。
即使无数次从他手里接过馒头，即使坐在他自行车的后座上去学校，即使他能解答一切我解不出来的应用题，一直以来，我始终怀有某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以为自己高人一等，而当父亲把书借给他，他满面笑意地抱在怀里，我当即悲哀而敏锐地预感到，我太过自信了，他和父亲是一类人，九岁的我无论如何也触碰不到他们。
母亲煮好了江上客带来的鸡蛋和挂面——除夕夜吃下的面条叫做“钱串”，大约是饭桌上的五人来年最需要的东西。每个人都很开心：那女人梳好了头发，显得很安静，只吃江上客夹到她碗里的东西；母亲在厨房跑进跑出，时不时端出一碟回锅的小菜或是刚煮好的汤；我一边听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一边拣出菜里的肉末；而父亲和江上客在谈我听不懂的东西——他们容光焕发，激动地挥舞双手，两局面黄肌瘦的皮囊里突然冒出了红润的脸色和饱满的精神——我从没见父亲笑得那么开心，那不是面对我时纵容又无奈的笑，不是面对母亲时忧郁伤感的笑，而是激赏和赞许、兴奋和昂扬。他眼里的笑意那么深，像高高涨起的潮水，把自己和江上客裹在里面，而我只能站在岸边，任浪头拍湿我的脚。
其实我心底也是快乐的。打记事起，这是我第一次与父母外的人一起过年——我从来没有见过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照片也没有。我看得出来，江上客也有同样的感受，他沉稳又随意，可小心翼翼与受宠若惊还是从一举一动中渗出，只是我不能确定，他的惊喜是来自我们，还是来自父亲。
那个冬天一直有个男人在我家楼下徘徊，他站在一地暗红色的鞭炮碎屑里，仰起头望着三楼的窗户。有一天他把五块钱塞进我手里，问我认不认识江上客。我飞快地跑回家，透过窗子看到他站在原地，把那张纸币塞回口袋里，身形与江上客有几分相似。
几天后他敲响了对面的大门。江上客不在家，那女人懵懵懂懂地打开门，蓦地发出一阵大叫，像出林的野兽般扑了上去，那男人几乎是落荒而逃，女人不依不舍地追赶着，直到父亲冲出去把她拉回来。
后来他终于消失，江上客当晚便出现在我家门口。他坐在沙发的一角，声音沙哑，向给他倒水的父亲道谢。
父亲坐下来，他们都沉默着。这片凝滞让我恐慌，我就回到卧室画画取乐。透过半掩的门，我看到江上客开始抽泣，把头埋进手里、膝盖里，最后是父亲的肩窝里。他开始断断续续地说话，讲述了他父亲移情别恋、抛家弃子的故事。后来他抬起头，眼中的委屈和悲伤伴着泪水消弭无踪，酷厉与强硬浮上眉心，一字一顿地宣布自己绝不会原谅那样的人。
父亲为他端着水杯，温柔地拍打他的背。
此后江上客常到我家来，有时借书，有时问题，每当此时，父亲常年不变的忧郁神情就像遇到暖阳的云翳般消散开来。我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离我们越来越远——四野无人之际，他只能聊胜于无地对牛弹琴，而现在他的子期出现了，他何必再与我和母亲周旋呢？我无数次看到他们开怀大笑，与其说像父子，不如说像密友，像知交。
我只能到母亲身边寻求安慰。周末的时候她带我一起上班，给我买一小根麻花，听我讲班里的趣事。回到家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江上客从父亲的书房中出来，他礼貌地问候母亲，然后回家做饭，而父亲看到我们时，总是蹙起眉头紧闭双眼，好像被迫从梦中醒来，看到了残酷而惨烈的现实。
江上客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校方为他提供最丰厚的助学补贴，还为他的母亲联系了一家疗养院并承诺负担费用。离家上学之前，他忙了一暑假，创办了我们市最早的一家课外辅导机构，请父亲担任数学和物理两科的指导老师。
我们搬进了一间更大的房子，母亲也终于不必再上夜班。我和父亲都劝她辞掉气站的工作，可她坚决不同意。她替我拉平衣角的褶皱，告诉我人总归是要靠自己。我总觉得这暗含着对父亲的指责，可她面容平静，心情愉悦，我也只得假装自己从没看穿这家庭美满的伪像。
江上客很少回来，但每年都拎着东西来我家。他能拿到一大笔奖学金，又和人搭伙做生意，一年比一年成熟，举手投足间已带有意气风发的气概。他给母亲送一篮鱼虾，给我童书或者玩具，从不当众给父亲什么，我却总能发现父亲桌上多出书来。有一天我发现他桌上摆着一只手表，放在精致的小盒子里。母亲吓了一跳，谨慎地问父亲打算怎么处理，父亲说要还回去，拿起盒子出了门。
天全黑了，父亲还不见回来，母亲有点担心，叫我沿着大路找找看。我一路走到江上客家楼下，正犹豫该不该进去，就看见楼道亮起来，父亲瘦长的影子从楼梯间一步步滑下。江上客紧跟着冲出来，他收下那只手表，说他把自己当外人。
我站在灌木丛的暗影中一动不动。他的声音好像撞上了实质的物体，在我的耳旁簌簌振动，散发出一圈圈尖锐的回音——我不知道江上客何时已经能轻松随意地用“你”来称呼他从前的“刘叔叔”了，而我在与父亲说话前还要小心翼翼地斟酌半晌。
父亲拘谨地说了许多，无外乎是说自己不过举手之劳，这些年又多蒙江上客关照，实在当不起这样的谢礼。他们推推让让，身影在暗淡的月光与昏黄的楼道灯光中纠缠不清。最后江上客急了，抓住父亲的双手不让他动，将那只表扣在他手腕上，低声吼道：“谁说这是谢礼！”
他的鼻尖几乎要碰到父亲的脸颊，目光牢牢锁住父亲的眼睛，我甚至怀疑其中盛满了眷恋与仰慕——但他很快放开父亲，后退几步，低下头，飞快地解释说这不是为感谢父亲，只是想——他尴尬地摸了摸鼻子——想要送他点东西，随后又不甘心地补充，说自己的钱想怎样花就怎样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