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之后复孤独》人到中年无锋芒

    张京自己现在已经人到中年，早已没有年轻时的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二十岁的人是冲动的动态美，三十岁的人是拼搏的动态美，四十岁就变成了沉淀的静态美了。

    人到中年万重山，依稀往事寄从前。文字一若容颜改，两鬓风霜不少年。从动态到静态，少了冲劲，少了拼劲，心态的平和的已经张京看到了年老在向他招手。

    曾经的张京坚持认为信心毅力勇气三者具备，天下没有做不成的事。可是现实世界带给他的失落感却让他一天天沉沦下去。凡事要守好自己的原则，不要牵强；常去牵强，往往度不到对方，反而会被拖下水。

    张京也经常劝解自己，有时候总是会觉得身心俱疲，此时，宜消闲不宜急进；宜藏峰不宜露势；宜口呐不宜激辩；宜淡出不宜雄起；宜减法不宜加法；比聪明更有益的是智慧的头脑与平和的心境。

    所以张京在外人面前表现得颇为淡定与冷静，有些事情本身无法控制，只好控制自己。所以张京自己觉得身心灵肉都已被岁月漂洗过，为人处事逐渐有了万事随缘的感悟。

    遇事不易大喜大悲；不再如青年时那么浮躁，也不像少年时那般张狂，更不似童年时那样天真；言谈文雅有序；举止从容淡定；快乐自然本色；淡然面对人间百态。

    所以现在的他处理事情，感情蕴藏在理智中；与人相处，则把感情表现在理智。遇到独孤信和阳顶天兄弟两个，虽然互相欣赏，可他懂得什么事适可而止，明白什么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过去酒逢知己千杯少，现在酒逢千杯知己少。

    走过的路长了，遇见的人多了，经历的事杂了。不经意间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头脑的睿智与清醒。人生最奢侈的拥有是一颗不老的童心，一个生生不息的信念。

    现在的张京，经历了很多，看过了很多，也曾经失去过很多，唯有等待，等待独孤信和阳顶天兄弟两个能够有一天举起反元大旗。

    对于中原人民来说，蒙古人是十分恐怖的，整个世界都在他们的铁蹄下颤抖，在马背长大的他们本来就非常擅长战争。

    无论是曾经的女真人的金国，还是党项人的西夏过，甚至西域的花拉子模国，都进入了铁木真的私人范围了，而且一一被蒙古人给扫平了。

    在这蒙古人无可阻挡的势头之，当时的世界真的是无人与之为敌，宋朝满打满算也坚持了几十年，实在是没有办法跟这么强的势力较量。

    张京曾经也想让崆峒派举起义旗，可是掌派人和下面的八个掌门人，一致决定避其锋芒，不与蒙古人直接对抗，先保护好自己的实力，等待机会，伺机而动。

    宋朝灭亡之后，宋朝的遗民表现出来的，往往都是比较消极的。拿知识分子来说，不论是郑思肖还是谢枋得等人，他们流露出来的，大多是一种悲哀之情。他们在自己所编的书中以旧剑、残棋比喻自己追思宋朝。

    知识分子消极对待，天下草莽之人更无人胆敢当众提出来“反元复宋”的口号，这需要一个机会，更需要一个天纵奇才。

    宋朝时期由于印刷术和科举制度的影响，中原的宋文化的得到了空前高度的发展，普遍的官员具有“琴、棋、书、画、医”的优雅气质，道君皇帝宋徽宗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书法被称为“瘦金体”，透漏的是清新秀丽的风雅气息，可见当时的整个社会文化之高雅。

    在这样的社会化大文化的熏陶下，从高级官僚到普通基层百姓普遍的重文轻武，“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以至于宋真宗时，状元出身的陈尧咨拒绝出任官级更高的武职。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宋人不善也不屑于武力”。

    这个和边疆游牧民族的“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心”的冷兵器时代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观念，在对武力使用和认知绝对是两个层次。

    也就是说，汉人们在思想早就解除了武装，所以当那个时代的第一批武将和军士殉国后，这种社会氛围自然不会形成持续的战斗力，维持战争。

    再加读书人熟读四书五经，受孟子“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的长期熏陶，不管是政府高级官僚，还是普通老百姓，自然不会再贸然起兵了，因为由于自身根本不具备基本的武力解决的思想和手段，就是起兵也毫无用处，甚至起兵造反只能加速自己的死亡，只能打破现在的宁静。

    相比于看到汉人们身负“反元复宋”重任，整天想着与他们作对，蒙古人更希望看到中原武林风起云涌，让他们自己去争斗，去打打杀杀，一盘散沙的中原对他们最有利。

    大汉、大唐两朝不仅疆域广阔，而且历代皇didu很重视开疆拓土，而且武力非常强大。

    可是赵宋王朝建立之后，由于其国土更小，人口自然也更少，被北方少数民族同化的汉人更多了，此消彼长之下，心怀赵宋的汉人自然更少了，加赵宋朝廷不思进取，偏安一隅苟且偷生，对军心民心的打击更大。进一步让人民失去保家卫国的勇气。

    在宋朝刚刚被蒙古人攻灭之后，中原大地的反元义军，可谓是星光灿烂，先后涌起并写下不少悲壮的故事。他们有的打着复宋口号以赢得民心，如：宋末的崖山之战和元朝初年的新会抗元起义。有的则打着大宋旗帜，却从未真正做过此类义举，反而搞得民不聊生，一片狼藉。这些义军无论规模、气势、威望、兵力、实力、作战经验等皆不足以与忽必烈的蒙古大军相抗衡，最终只落得一个身死国灭的下场，好不悲惨。

    抗元复宋的起义，此起彼伏，延绵不断，而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要算林桂芳的义师。林桂芳的父亲林获，字元辅，号光山，曾任宋朝的琼州太守，致仕居乡。

    帝昺驻跸崖山时，林获与护驾的赵宋宗室赵必次相好，结为至交。赵必次原名逊崖，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登进士，被封为柱国。

    元师攻陷临安，随杨妃护二王南逃，由闽到粤最后至崖山，均与陆秀夫、张世杰等参预朝政。及崖山兵败，托嗣于林获，乃赴海殉国。

    林获担负抚养赵嗣之责，将他们匿藏在睦州东乡。改赵良钤名为林大奴、赵良骢名为林二奴。诗礼庭训，练弓习艺，常年不懈。林获有二子，次子林桂芳好义习武，与赵氏兄弟友爱相投。后来，才有起义复宋之举。

    至元二十年三月，林桂芳与赵良钤、赵良骢聚众万余，在皂幕山之西的罗旁竖旗举义，抗元复宋。并号称罗平国，改元“延康“。后被元军万户王守信镇压，林桂芳、赵良钤壮烈牺牲。自此以后，反元复宋的义军越来越少，直至彻底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