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之后复孤独》第五十九章管仲商鞅是偶像

    杨逍对于历史的英雄人物，一般都是敬佩有加的。历史真正的桓温，不仅豪爽仗义，还是一位姿貌伟岸，器宇轩昂的美男子。

    在东晋历史，桓温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他雄才大略，立志收复中原，曾孤军灭蜀，三次北伐，并屡次书，提议迁都洛阳。然而，由于功高震主，朝廷一直对他充满戒备，这注定了一代枭雄的无奈与孤独。

    杨逍心中想了很多很多，他的话也道出了桓温的无奈：“因为东晋王朝历来就轻视武人，桓温后来娶了晋明帝的女儿南康公主，那时的人们并不因为他是天子佳婿而改变对他的轻视。谢奕与桓温颇有交情，一次他拉着桓温与自己对饮，桓温不好酒，便躲进房中。谢奕只得再拉桓温帐下一个军帅同饮，一面还说：‘走了一个老兵，又拉到一个老兵！’后来桓温求王坦之（出自琅琊王氏，桓温的参军）的女儿为媳，又被其父王述骂作老兵，这种近似于谩骂的称呼，桓温不知听了多少必，他一生受尽了这种歧视！也正因为如此，桓温一生都在不懈地追求一流的名望，这与其说他有篡夺之心，倒不如说他想改变世俗对他的偏见，我想这样来得更合理一些吧。”

    独孤信道：“桓温第二次北伐途径金城时，来到年轻时奋斗过的地方凭吊往昔。他那早已不再细腻的大手，抚摸着同样粗糙的老树干，桓温不禁悲从中来：‘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当年的自己才二十四岁，正是意气风发、风华正茂的时光。如今二十二年过去了，当年亲手种下的小树苗也已十围粗壮，而自己也将成为年过半百的老翁。当年的一腔豪情，如今折腾半生却终究付诸东流。时光如流水，任你英雄豪杰、任你风华绝代，到头来终究逃不过生命短暂，青春难驻。桓温的一声叹息，在千年后引起辛弃疾的共鸣，在建康赏心亭挥笔写下一首《水龙吟》：‘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这既是怀古，又是回想自己的经历，千百年来，桓温的事迹从来没有被人们遗忘。”

    石猛道：“在魏晋风流人物中，从没有任何一个人如桓温这样：浓烈玉望和恪守底线，纠结在一起；热爱生命和杀伐果决，齐头并进；赳赳武夫和风流才子，融于一身。桓温这一辈子，奋斗过、失败过、得意过、落寞过，最终以热烈奔放的生命色彩，张扬的活成一个真正的男人。”

    杨逍道：“话说回来，不论枭雄还是普通人，都逃不过高兴、沮丧、兴奋、难过的情绪。哪里有什么高高在的伟岸英雄，唯一能证明你存在的，只有此时此刻的烟火气。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活到极致的大英雄、真名士们都懂得，本色和风流不是端架子，而是由内而外散发的真心、诚意和勇气。”

    独孤信道：“有人说：‘桓温的一生放不开手脚，活得非常拧巴。’其实在我看来，桓温的一生都坚守着一条底线。不是所有的功业，都需要屠刀来开路；不是所有的人情，都必须用利益维系；不是所有的成功，都要践踏底线完成。即便他喊出‘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年’的豪言壮语，也终究没有走司马懿、司马昭的老路。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在于做事有没有底线。或许，这也正是‘魏晋风度’最美的一刻，也是桓温一生之中，最绚丽的人性绽放。”

    石猛道：“桓温在胸襟气度还是有的，起码他能不计谢家排挤的前嫌重用谢安。让谢安‘东山再起’，但却错失了另一个超级猛人——王猛，起初北伐时王猛是主动来投的，但是王猛与桓温见面一谈，发现他与桓温完全不是一路人，所谓的‘北伐’只是个虚张声势而已。王猛一气之下投了北方前秦的苻坚，成就了统一北方的雄图霸业。桓温临死之前还要表加九锡，天天做他的权力大梦，又不能反，也真够憋屈的。”

    对于石猛的观点，独孤信却不以为然，显然，他则有着自己的看法：“桓温有他自己的风骨，还真不一定是权力的奴隶，他很务实，很有功利心，可以说他是那时候清谈风尚下特立独行的边缘人。清谈的前身是汉末的清议，但是有一个‘由儒入玄’的嬗变过程，在后来，清谈的原理是玄学的内容。在经过曹魏、西晋两代之后，虽有陶侃、王羲之等人极力反对清谈，然而由来已久的清谈之风仍盛行于偏安一隅的东晋朝野。如《世说新语言语篇》中记载：‘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条，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从自救。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显然，像谢安这样的名士，仍未意识到清谈的危害。在这样的背景下，桓温一句‘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可谓是他最真实的心声。桓温渴慕的是司马昭、司马师兄弟那样的人物。他曾发出这样的一句感叹：‘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其一生戎马倥偬，历经多次战争，正显示了其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东晋朝野尚清谈、废事功的大风气下，桓温不仅没有随波逐流，反而丝毫不留情面的批评当时的清谈做派。《世说新语轻诋》记载：‘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属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桓温以沉痛的语气抒发对国土沦丧、满目疮痍的伤痛，更对所谓的风流名士表示鄙夷与厌恶，至少要求对其历史罪责进行问责。桓温是那个时代重实务的人，他渴望建功立业，这种强烈的功名意识在《世说新语》中还有很多间接的描写，如《世说新语豪爽》载：桓公读高士传，至於凌仲子（陈仲子，生活简朴清廉的齐国隐士），便掷去曰：‘谁能作此溪刻自处！’直接否定了於凌仲子的隐士行为，他向往的是管仲一类的人物，曾言‘仁称不异，宁为管仲’。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曾克定西蜀，北伐前秦、前燕，一度收复旧京洛阳，用实际行动表达其一匡天下的决心。《世说新语》中的桓温不再只是人们刻板印象中一心谋篡、探求九锡、心机深沉的朝臣，他也具有风采卓然、气度爽朗的一面，魏晋风度有他独特的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