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之后复孤独》第一百四十六章石崇难比高阳王

    杨逍说起的六镇起义，独孤信再熟悉不过了，杨逍话音刚落，独孤信就补充道：“北魏最早被称为代国，而平城则是北魏早期统治中心。拓跋鲜卑早期作为游牧民族，占据平城一带，等于有了一个稳定的农业基地。这里也为拓跋部入主中原提供了一个前进基地。但是随着拓跋鲜卑逐步向南推进，原来的漠北又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柔然。这柔然早期是拓跋鲜卑的臣属，后来独立称霸草原。在北魏王朝将发展的重点放在南方以后，柔然逐步取代了北魏在漠北高原的统治。当北魏大军与南朝作战时，柔然的骑兵经常南下，侵入北魏境内‘打草谷’。而平城的位置过于偏北，被柔然军队‘打草谷’倒是其次，万一首都平城丢了，那可怎么办所以为了防止出现腹背受敌的情况，北魏在平城的北部设置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既然是为了保护都城平城、控制漠南，六镇的战略意义显而易见，所以北魏统治者在兵将选择尤为重视。根据文献记载，六镇建镇之初那都是‘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

    石猛一看独孤信和杨逍二人说得头头是道，他也不甘落后：“虽然来自塞外，但是拓跋鲜卑有个特点，就是从来没有完全掌控过漠北草原。鲜卑族本来起自于白山黑水之间。匈奴族举族西迁和一部分南附后，鲜卑族趁机占据了原匈奴故地漠北草原。但是鲜卑族并非一个民族，只是一个个松散的部落族群，拓跋鲜卑部落的势力范围更是一直活跃在漠南与漠北这一片草原之，并且他们志在中原，广大漠北苦寒之地并不是其主战场。当年，一统中原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连年同南朝刘宋开战，结果让他极其郁闷的是，此时漠北草原崛起了一个强大的草原政权，柔然。每当太武帝志在同刘宋大干一场之时，柔然就趁机南下杀人放火。由于当时北魏的都城在平城，离柔然是很近的，于是，太武帝在平城以北、阴山以南设置了六座军镇，初名为北镇，号为‘六镇’。分别是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既然是为了保护都城平城，控制漠南，战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此六镇不设州郡，以镇、戍将领领民，民即是兵，兵即是民，并且是世袭的兵户。北魏初期的主力军队是鲜卑人为主的部落兵。这些部落兵是开国元兵，又是鲜卑族人，因此深受皇帝信任，地位很高。六镇作为都城平城的防御网，起到了巩固首都的作用，太武帝拓跋焘自然选择信得过的鲜卑兵。因此，北魏立国初期，六镇无论是将领还是兵，地位都很高。镇将必须都是皇帝心腹，鲜卑族高级贵族军人组成。镇兵也是精锐中的精锐，甚至一些中原高门强宗也纷纷将子弟送到六镇中戍守北疆，在六镇从军是当时人们心中的好差事。此时，六镇号‘国之爪牙’。”

    杨逍兴奋地说道：“二位哥哥各有千秋，本来我知道的还没有那么详细，你们稍加分析，许多问题顿感豁然开朗，后面的问题就容易解释了。六镇战略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源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早在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六镇就已经出现衰颓之势，一些犯了罪的囚徒，多会被发往六镇当兵，可见六镇兵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实行全面的汉化改革。此改革有好的一方面，也有不好的一方面。不好的一方面，就是吸入了士族门阀制度。孝文帝为了稳固统治，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因此重新恢复晋朝的士族门阀制度，将中原大族定为士族高门，认可他们在各个方面的特权。同时，将迁入洛阳的鲜卑贵族们，先改为汉姓，再改籍贯，编为高门大姓，强行创造出鲜卑贵族的高门大姓，地位等同于中原大族。二者互相联姻，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从此，拓跋鲜卑皇族彻底成为了元氏皇族（拓跋皇姓改为元氏）。随着政治中心南移洛阳，六镇从拱卫首都的禁卫军，变成了边塞军，不仅没有汉化，反而保留了鲜卑化。鲜卑化的六镇地位严重下降的同时，更可怕的是仕途升迁之路也被堵死，六镇将领的官阶基本得不到提升。本为同族，又都为贵族后代，迁入洛阳的鲜卑军人成为了新的御林军、虎贲军，不仅迅速汉化，成为了朝廷的新贵，还与汉族高门士族并列同为大姓，张口儒家经典，羽扇纶巾，魏晋衣冠，附庸风雅。洛阳的繁华，也迅速让鲜卑贵族丧失了昔日的尚武精神，在风花雪月中开始了糜烂的生活。而留在六镇的鲜卑军人们，不仅世代为兵，还被那些迁入洛阳的鲜卑贵族瞧不起，歧视他们为不知礼仪、粗鲁的子，而且蔑称他们为‘北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在洛阳鲜卑新贵眼中，这些鄙陋的北人怎可进入中央掌握朝政到了后来更为过分，甚至在朝廷犯了错的官员，就会被贬为六镇镇将。昔日镇将一职是何等的荣耀，而今竟成了流放贬官之所，六镇地位之低可想而知。而六镇军人即便是屡立战功，也得不到升迁，不入中原鲜卑贵族的法眼。于是军镇的镇将开始发泄自己的怨气到镇兵身。而镇兵又是兵又是民，不得迁移，不仅承担严的军役、农役，更成为了镇将的私人奴隶。六镇问题，成为了北魏帝国的一大隐患。不发则已，一旦爆发，就将彻底摧毁这个看似强大的帝国。六镇的军将们守在塞北苦寒之地，洛阳城里的那些鲜卑贵族们，早已经腐化堕落了。西晋初年，洛阳城里就有着著名的‘王石斗富’的故事。这在有为君主看来，是亡国之相。但三百余年后，这一幕居然再次在洛阳城发生了：故事的主角是河间王元琛和高阳王元雍。河间王元琛有一句名言，‘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言下之意，即便是西晋富可敌国的石崇，他元琛也不放在眼里。据史载，元琛府里有一口水井，井栏用精美的玉石雕刻而成，五色的丝线捻就的井绳，下面系着一个纯金的吊桶。而他府里的马厩，也都用纯金打造。马厩的窗户也挂满了精巧的饰物。高阳王元雍自然不甘示弱。他的府邸豪华似宫殿，家中养了六千余仆童和五百个歌姬，每次出行都是洛阳城一景观。元雍一顿饭都要花费数万钱，当时的陈留侯李崇有句名言形容元雍：‘高阳一日，敌我千日’。更有甚者，河间王元琛和高阳王元雍如此奢侈，非但没有受到鄙夷，反而成了竞相模仿的对象，崇拜者无数。章武王元融一直觉得自己很富有，看到河间、高阳二王后，自愧不如，居然气的病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