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相宁求见军统在哈尔滨的最高长官。等相宁把话说完，长官拉开抽屉，取出一叠卷宗，说：“你是搞情报分析的，你来判断一下。”
卷宗里夹着很多照片，都是李秋琅去过的地方与见过的人，相宁在其中一张上看到了高建中的侧脸，心里一下就全明白了，但还是说：“几张照片能证明什么？”
“所以我们还需要甄别，这是最后的机会。”
“她已经死的不能再死了。”
“但我们要知道她是谁的烈士。”长官长叹一声，站起来，走到一个地球仪前，用力转了一下后，又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会有人去给她收尸的。”
相宁再也不说一句话。她在离开长官的办公室再次混迹于酒吧，在那里不停地喝酒，不停地跟吧女调笑，然后提着喝剩的半瓶劣质酒，醉醺醺地来到与高建中见面的那条巷口，就像个无家可归的人，一连五个深夜都醉卧在那里。
直到第六天的深夜，一辆黄包车在转一圈后停在她跟前。一身车夫打扮的高建中把她扶上车后，相宁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说：“你终于出现了。”
高建中在前面一边拉车一边说：“要是我不出现呢？”
相宁反问道：“你会死心吗？”
天快放亮的时候，高建中带着她来到松花江附近的一片坟地。站在一座没有墓碑的新坟前，高建中说：“我知道你们是多年的好友。”
“她什么时候开始为你们工作的？”
“她不是为谁工作。”高建中说：“她只是在尽一名中国特工的职责。”
相宁低下头站了会儿后回到江边，始终没说一句话，默默地坐在江边一块巨石上，迎着初升的朝阳与冷风。一直到日升三杆后，她才回头对高建中说：“从往来的电文上综合分析，关东军会很快要向山海关增兵。”
“那伪满洲国的动态呢？”
“日本人在中原节节败退，就伪满洲国那些烂鱼能挺住吗？”说完，相宁扭头就走。可是走了没几步，她又折回来，看着高建中，犹豫了一下，说：“希望你们在别处的人能帮忙查找她的下落……”
“放心。”高建中面无表情地打断她的话，说：“她既是我们的同志，也是我的妻子。”
为了接收相宁传送来的情报，高建中特别开辟了一条专线，由他亲自接收。但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忽然一纸调令就把相宁被召回重庆，出任中美合作所的技术教官。
临行前，相宁没有跟任何人道别，也没有联络高建中，而是一个人孤零零地来到码头，跟随旅客登上邮轮。可是，就在她踏进船舱的瞬间，一眼就见到了高建中。他身穿着白色的服务生制服，手里托着一盘热毛巾，笑吟吟地上前，说：“小姐，先擦把脸吧。”
相宁冷冷地说：“你这想送我去重庆吗？”
高建中还是笑吟吟的，在递上毛巾的同时，交给相宁一张纸条，说：“任何时候，你需要联络我们，就把它登在《中央日报》上。”
纸条上是一首《咏梅》的七律，署名叫黄山云。
相宁靠在船舷上把诗默念了一遍，随手撕成碎片，扔进了海里。她闭上眼睛，就听到了汽笛拉响的声音。
第8章 第八章
重庆的夏天奇热难耐，歌乐山下的军统校场就像个巨大的蒸笼。每天，相宁在这里教授学员们联络与通讯、情报的分析与辨别以及行动的技术，有时也会充当那些美国教官们的翻译。她是培训班里唯一的中国教官，也是唯一的女教官，每天穿着美式军服，到了晚上就在外国人招待所里，跟那些美**官一起喝酒与跳舞，用英语吟唱美国的乡村歌曲。
相宁似乎变得无忧无虑，甚至忘记了射入脊椎的那颗子弹，随时都会要了自己的命。
这天，总部督察室的胡主任忽然来到校场，用车把相宁拉到嘉陵江边的一个渡口，两人沿着石阶走了很久，来到一幢民居的二楼。胡主任推开窗户，指着街对面一个小院，说：“你知道那里是什么地方吗？”
相宁当然知道。相家先到了重庆不久就被软禁在此。有人说，这是对他火烧军统大厦的惩罚。也有人说，他只是军统为了掩饰东北惨败的一只替罪羔羊。然而，更多人认为他会有今天的结果，是违背了戴老板的意志所致。
胡主任这时又说：“他既是你的父亲又是你的老师，你为什么不来看望他？”
相宁回答说：“我得避嫌，这里可是重庆。”
胡主任笑了，说：“相先生桃李满天下，连戴老板都听过他的课，你是他女儿，女儿看望父亲有什么嫌好避的？”
相宁却认真地说：“胡主任有什么要吩咐的，请尽管明示。”
“父女一场，你要多去看望他，多关心他，还要分析与研究他。”胡主任说着，脸上的笑容开始消失，两只眼睛透过镜片直视着相宁，话题一转，说起了相家先重建的地下情报网与他上报总部存档的那些文件。经过甄别，文件里提供的大部分人员的名单、组织代码、联络方式都是根本不存在的。胡主任再次直视着相宁，说：“我们要知道他想**什么？那些活生生的人都去了哪里？”
但是，相宁仍然不相信这就是总部将她调回重庆最终的目的。她挑了个周末的下午去看望相家先。那天，眼看就要下雨，乌云黑压压地聚在嘉陵江上，让人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相家先正坐在屋里的钢琴前调音色，钢琴架上放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曲谱，见老仆人领着相宁进来，脸上就露出了笑容，好像已经等候多时那样，一指钢琴，说：“来一曲吧，让我看看你的钢琴功底有没有落下。”
整个下午，相宁都陪着相家先在雨声中弹琴，一曲接一曲地弹，一直弹到天近黄昏。相家先忽然把曲谱往旁边一丢，站起来，对伺立一旁的老仆人说，你去找把伞：“送送相教官。”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进了屋子。
相宁打着伞回到歌乐山的校场时身上已经湿透。第二天，胡主任派车把她拉到总部的督察室，一见面就说：“昨天傍晚我一直在这里等你。”
相宁说：“我想那个老仆人会来向你汇报的。”
胡主任愣了愣，忽然一笑，说：“你还发现了什么？”
相宁早就发现了其中的奥秘，除了这幢小楼是个固定监视点外，在街口各设着一个流动观察哨，杂货铺里还隐蔽着几名行动队员。这是军统最高级别的监控，在重庆一般只针对曾家岩五十号的八路军办事处。但是，相宁在想了想后却说：“我相信他要走的话，没有地方留得住他。”
胡主任没说话，摘下眼镜，用一块手帕仔细地擦拭了很久。
等到相宁再去相家先那里，老仆人已经变得知趣，总会找个借口离开，不是出去买菜，就是进屋里收拾房间，留下两个人独处的空间。只是，父女俩同样都闭口不谈长春，也不谈时势与情报。他们就像两个步入暮年的老者，相宁每次一来就与他坐在屋檐下或是院中的树阴里，要么弹钢琴，要么讨论音乐。有时候，相宁索性留下来吃晚饭，就像在当年在家时一样自在。可是，只要一出这扇院门，她就会被一名便衣带进对面的小楼，被几个女特工脱光身上所有的衣服，等她们把每一件都检查完毕再穿上。然后去到另一间屋里，关上门，坐在一台录音机前，把相宁说过的每一句话复述到磁带上，同时也留下她对这些话的判断与分析。
有一天，相宁盯着曲谱忽然说：“老头子，如果你想离开这里，我会在外面接应。”
相家先笑了，深吸一口雪茄后，在徐徐吐出的烟雾里说：“你要是帮我离开，你就背叛了党国。”
“我不怕，我是个随时会死的人。”相宁也跟着笑了笑，抬头看着相家先，说：“有些事是我必须要做的。”
“你不觉得这也是对你的一次甄别吗？”相家先的脸色一下变得冷峻，但在转眼间就笑着一指对面小楼的窗口说：“如果我猜得没错，那扇窗户里应该站着个会读唇语的人，这会儿正用望远镜看着你的嘴。”
相宁不动声色，只是执著地盯着他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一直看到他长长地吐出一口烟雾，再也不说一句话。
当晚的音乐声第一次听起来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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